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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系统转型已成为国际共识，联合国食物系统峰会的中国方案能够在全球食物系统治理上发出更多的中国声音，推动中国和全球食物系统转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渐进式地选择适应不同发展阶段的制度和政策，高度重视粮食安全、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科研推广，大力实施减贫和国民营养计划，积极保护自然资源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努力推动减少食物损失与浪费，大力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增强食物系统抗风险能力。这些措施使得中国在推进食物系统转型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仍面临诸多挑战，包括农业生产增速放缓且小农依旧占据主导地位、多重形式的营养不良问题并存、水土气资源约束趋紧和灾害频发、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进口依赖持续和国际市场波动、部门间缺乏有效协作等。为推动中国食物系统向高产高效、营养健康、环境可持续、更具韧性、更具包容性的目标转型，应构建跨部门的综合管理决策机制，加大农业产业发展支持力度，构建现代农产品流通体系，改革农业支持和科研政策，建立营养导向型和可持续的农业生产体系，促进居民膳食结构转型。同时应加快乡村振兴，加强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和国际食物系统治理。
近年来，食物系统(Food Systems)的概念在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中越来越受到重视(Béné等，2019;Fan等，2021b)。食物系统涵盖农业(包括畜牧业)、林业、渔业和食品工业的食物生产、收获、加工、分配、消费和处置环节所有的参与者、与参与者们相互关联的增值活动，以及这些所嵌入的更广泛的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HLPE,2017;FAO,2018;Von Braun等，2021b)。一方面，食物系统转型对于实现粮食安全、改善营养、确保所有人都能获取健康膳食至关重要(FAO等，2020)。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2020年全球饥饿人数和占比都在上升，30亿成年人和儿童由于经济负担过重无法获取健康膳食(FAO等，2021),食物系统面临包括气候变化、自然资源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疫病频发等各种风险的“完美”叠加(Fan等，2021a),国际食物市场失灵问题更加凸显(陈志钢等，2021)。另一方面，食物系统是气候变化、淡水资源枯竭、氮磷污染的主要驱动源，如不采取措施，食物系统对环境的影响会超过安全界线(Springmann等，2018)。
从国际上看，食物系统的概念被广泛接受，食物系统转型已成共识。特别地，2019年EAT-柳叶刀委员会发布《食物、星球与健康》报告,同年粮食和土地利用联盟发布《更好的增长：粮食和土地利用的十大关键转型》报告,2020年全球农业及粮食体系促进营养专家组发布《未来粮食体系：人民、地球与繁荣》报告。这三份报告都强调了食物系统转型的必要性和推进食物系统转型的关键策略。三大报告的发布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国际农业组织也都把食物系统转型作为机构的重点工作。例如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IFPRI)2020年、2021年连续两年的年度报告都以食物系统转型为主题(IFPRI,2020,2021)。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在《2022—31年战略框架》中提出“着力推动转型，建设更高效、更包容、更有韧性且更可持续的农业粮食体系，实现更好生产、更好营养、更好环境、更好生活，不让任何人掉队”的战略，并认为食物系统转型要从策略转向行动(FAO,2021a)。
目前中国学界对食物系统也越来越重视，特别是在新冠疫情冲击下，食物系统转型显得越来越重要。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19》基于农业产业价值链角度，重新估算了中国农业产业发展对国民经济的真实贡献，报告发现“农业—食物系统”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23.3%,这比单独的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要高出15.4个百分点；“农业—食物系统”的就业比重达36.07%,比单独的农业就业比例高出9.17个百分点(中国农业科学院，2019)。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营养导向型食物安全战略(陈志钢等，2019;Fan等，2020)、营养导向型的农业(卢士军等，2019;孙君茂等，2019)、农业食物营养转型发展(陈萌山，2019),以及从强调“粮食安全”概念要全面向“食物安全”转变(黄季焜等，202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2019年召开了以“新时代国民营养与粮食安全”为主题的双清论坛(成升魁等，2021),并在2020年和2021年管理科学部重大项目指南中设立了“国民营养与粮食安全若干重大管理问题研究”重大项目,项目的核心即是可持续食物系统及“营养—食物—环境”耦合。许多科研机构也成立了专门的研究食物经济与政策的机构，包括2020年中国农业大学成立全球食物经济与政策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成立食物经济研究室。各科研机构也发布了一些有份量的报告。例如2021年4月，中国农业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五家机构联合发布了中国第一个专门的食物政策报告——《2021中国与全球食物政策报告》,报告的主题为“后疫情时代农业食物系统的重新思考”。
国内决策者也逐渐意识到要树立起“大食物”观(刘奇，2021)和“食物供给安全”的概念(陈锡文，2021b)。但在政策实践中，政府对食物系统的认识多从农业全产业链角度来理解。例如，国家统计局在2020年出台《农业及相关产业统计分类(2020)》,这一统计分类把农业及相关产业定义为农林牧渔业生产、加工、制造、流通、服务等环节形成的全部经济活动。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在“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一节中提出：“依托乡村特色优势资源，打造农业全产业链，把产业链主体留在县城，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加快健全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体系……稳步推进反映全产业链价值的农业及相关产业统计核算”。2021年5月《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快农业全产业链培育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到：“农业全产业链是农业研发、生产、加工、储运、销售、品牌、体验、消费、服务等环节和主体紧密关联、有效衔接、耦合配套、协同发展的有机整体”。虽然从农业全产业链这一“大农业”角度来思考已是很大进步，但还需要把大农业与营养健康、资源环境等结合起来系统思考。
食物系统转型是联合国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核心议程，关系到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2021年9月23日，首次联合国食物系统峰会(UN Food Systems Summit, 简称“峰会”)在纽约召开*,聚焦可持续和公平的全球食物系统转型，旨在实现四个目标,包括：“(1)制定重大行动和可衡量的进展方案，以推进《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2)提高认识，促进公众讨论如何改革食物系统以有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3)制定原则，以指导各国政府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利用其粮食系统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4)建立后续行动和审查制度，以确保峰会的成果继续推动新的行动和进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峰会上发表《行动声明》,明确五个行动领域，以帮助为实现2030年议程愿景所需的过渡提供信息：(1)养育全体人类；(2)促进以自然为本的解决方案；(3)促进公平生计、体面工作并赋能社区；(4)建立抵御脆弱性、冲击和压力的韧性；(5)加快实施手段。峰会上100多个国家政府做出了承诺，而这只是一个开始，必须要加快采取后续行动，确保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承担责任。
峰会设立了联合国食物系统峰会科学小组(简称“科学小组”),科学小组提出五个行动轨道(Action Tracks),即(1)确保所有人都能获得安全而有营养的食物；(2)转向可持续消费模式；(3)促进对自然有积极影响的生产；(4)促进公平生计；(5)培养抵抗脆弱性、冲击和压力的韧性(Von Braun等，2021a)。这5个行动轨道成为未来全球食物系统转型的目标(见表1),它们之间没有高低、先后之分。为实现上述目标，要加强科学与政策的对接(Singh等，2021),以更好地探索食物系统可持续发展路径(Food System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athways, FSDPs)(Gaupp等，2021)。
峰会召开之前，在意大利罗马召开了峰会前会晤，全球多个国家举办了国别食物系统对话，中国也举办了多场由不同研究机构和政府部门主办的中国食物系统对线日中国农业大学全球食物经济与政策研究院等机构联合主办了首届“中国食物系统对话”,邀请国际组织、学界、政界、商界、民间人士等利益相关者共同探讨中国食物系统转型问题；2021年4月26日，农业农村部主办、中国农业科学院承办了联合国粮食系统峰会中国国家对话会报告“推动可持续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一方面提高了国内研究者、决策者和民众对食物系统及其转型的关注，另一方面也通过来自不同利益相关方的对话来凝聚食物系统转型的共识。
中国代表团在峰会期间发布了《中国粮食系统可持续发展路径报告》和《联合国粮食峰会：中方的立场》,响应联合国食物系统峰会。路径报告重点介绍了我国粮食安全的巨大成就、粮食系统面临的挑战、以及应对粮食系统转型和发展的基本考虑。中方立场文件从确保粮食供应安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农业绿色和可持续发展、重视食品质量安全、提升居民营养水平、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科技创新引领粮食系统转型、促进国际发展合作八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在峰会发言中提出三点倡议，“一是共同提升粮食生产能力，把粮食和农业摆在优先位置，增加农业农村投入，加快科技进步，改善基础设施，推动绿色转型，可持续扩大粮食供给；二是共同维护供应链畅通，积极推动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取消不合理的贸易限制，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构建高效、开放、公平的粮食供应体系；三是共同完善全球粮农治理，发挥联合国机构作用，深化南北、南南及三方合作，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技术支持，推动建立更高效率、更为合理的全球粮食治理体系”。
国际社会对食物系统及转型的关注，特别是联合国食物系统峰会的召开，为中国深入总结食物系统转型的经验提供了契机，也为中国未来食物系统转型提供思路。中国更要在全球制定食物系统转型议程方面发出声音，为其他国家的食物系统转型提供中国方案，推动中国和全球食物系统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食物系统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仅用世界9%的耕地和6%的淡水养活了世界18%的人口；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持续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到2020年达到474公斤，远超400公斤的国际粮食安全线。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提高为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奠定了基础。过去30年，全球摆脱饥饿的人口中有2/3在中国，中国是第一个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二(SDG2,零饥饿)的发展中国家。同时，1990—2020年中国营养不良率从22.9%下降到2.5%以下，人均卡路里摄入量从1980年2161卡路里/天增加到2018年的3203卡路里/天。随着经济增长、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膳食结构向高能量、高蛋白转变；与1997年相比，居民每天的蔬菜、水果、肉类消费量增长了一倍多(Zhao等，2018);2020年全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0.2%、29.2%、32.7%。
1978—1984年实施的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度，开启了中国食物系统转型的历程。该项制度的改革不仅大幅度地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增加了食物供给(McMillan等，1989;Fan, 1991;Lin, 1992;Sheng等，2020),同时也为后续改革铺平了道路。例如，1980年开始的市场化改革(Huang等，2004;Huang等，2006)、1990年开始的农业贸易改革(Anderson等，2004;Huang等，2007)、稳定土地产权政策的改革(Gao等，2012),以及劳动力和金融市场的改革均是以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成功为基础。
中国一直将粮食安全作为农业政策的首要目标，高度强调粮食生产能力建设。2006年划定18亿亩耕地红线，将耕地质量保护摆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突出位置。201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2014年实行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明确地方政府在粮食安全保障上的责任；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提出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粮食安全责任，实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粮食生产目标任务成为各级地方政府考核的重要指标。
中国从改革开放前就开始对农田水利、交通设施进行大量投资(程漱兰，1999)。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特别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脱贫攻坚期间，进一步加大了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尤其是在灌溉、防洪、土壤改良、农村道路、批发市场等领域。2004—2018年，农林牧渔业投资规模扩大近42倍、年均增长30.8%;2018—2022年乡村振兴投资总额在7万亿以上(毛世平等，2021)。这些投资推动了市场化改革、农业转型、非农就业、减贫等的顺利实施(樊胜根等，2002;陈锡文等，2018)。中国是少数几个在治水、土地整治等方面进行大量公共投资的国家之一(Wang等，2020a),目前中国有一半的耕地是可灌溉的22。全国农村公路总里程由1978年的58.6万公里增加到2020年底的438万公里，实现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通硬化路。农村道路的修建对农业转型、非农就业和减贫都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Zhang等，2004)。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在水稻上发展和推广“绿色”的国家之一(Stone, 1988),这主要得益于政府对农业科技进步的推动。中国目前拥有世界上人数规模最大的、由公共部门主导的农业科技研发和推广体系，这促进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Fan, 1997;Jin等，2008;Sheng等，2020)。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一半,这主要来自于政府推动的公共研发投资。2018年农业研发支出达到258亿元人民币，这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农业公共研发支出最多的国家(Chai等，2019)。在农业技术推广方面，中国自2007年起陆续建立了 50 个包括主粮、杂粮、蔬菜、水果、畜禽、水产等在内的覆盖全国所有乡镇的农业推广体系，极大的提高了小农户对新技术的应用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施了由政府主导的大规模、长期的扶贫攻坚战略，通过开发式减贫策略与兜底保障的政策体系相结合的方式推进农村减贫(Liu等，2019)。中国在2020年底彻底消除了绝对贫困，过去40年累计减少贫困人口7.7亿，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的70%。与此同时，扶贫政策的成功也使得中国全面消除了饥饿。此外，中国还实施了许多营养干预计划和政策来改善国民营养，包括《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2014—2020年)》《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年)》,尤其是2016年发布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进一步将国民营养健康纳入国家战略高位推进。
中国坚定不移推动农业绿色和可持续发展，制定实施《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2015—2030年)》,通过政策补贴、化肥农药零增长专项行动等措施，激励农民采用更加环境可持续的生产技术，从而减少化肥和化学品的过量施用，提高畜禽废弃物的回收利用率。通过提倡节水灌溉技术推广应用、培育用水协会组织，提高了水资源的利用效率。2015年，发布《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要求加快美丽乡村建设。2017年，印发《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意见》,对推进农业绿色发展作出全面部署。同年，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生态宜居被列入乡村振兴的总要求。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支持国内和发展中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在“双碳”目标下加强了农业减排技术创新和政策支持力度，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中国自2013年开始提倡“光盘行动”,2021年颁布《反食物浪费法》,是第一个制定类似法律的发展中国家。2021年9月11日在中国召开了第一届国际粮食减损大会，大会取得包括行动减损、机制减损、平台减损、生产减损、收获减损、储运减损、加工减损、流通减损、消费减损、意识减损在内的十项减损共识成果,发布了《国际粮食减损大会济南倡议》,为各国开展粮食减损提供借鉴。同年10月印发《粮食节约行动方案》,要求加强粮食全产业链各环节节约减损。这一系列的制度创新和行动举措有利于中国率先实现将粮食损失和浪费减半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信息通信技术和农村电子商务为农业食物系统转型增添了动力，有利于小农户与市场对接(郭红东等，2021),对社会发展和妇女赋权(Yu等，2019)、就业以及家庭收入(Li等，2021)都有积极作用。2020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1.79万亿元，2016—2020年均增速19.1%,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到4159亿元。中国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成为促进减贫和共享繁荣的重要措施，中国数字农业转型的经验可以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FAO等，2021)。
新冠疫情以来，中国食物系统表现出来的韧性得到全球广泛认可。中国增强食物系统抵御风险冲击能力的措施主要包括充分发挥绿色通道作用确保食物供应链正常运转，政府及时反应、组织严密，构建了包括政府、公司、科学家、非政府组织、电商平台、农业技术人员等在内的多方合作机制，同时注重城乡之间的协作和联动(Zhang等，2020;司伟等，2020;樊胜根等，2021)。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食物系统转型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推进中国未来食物系统转型仍面临以下方面的挑战。
过去增长较快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TFP)近年来有所放缓(Gong, 2018;Sheng等，2020),工资上涨和农村劳动力短缺导致中国农业和食品部门失去竞争力和盈利能力(Liu等，2018)。尽管自 2000 年代中期以来，乡镇土地流转和“三权分立”等正在进行的土地改革促进了全国的土地整理(Huang等，2016;Qing等，2019),但农业生产依然以小农为主导。2016年全国农业经营户20743万户，其中规模农业经营户398万户，仅占1.922。如何提高小农的农业生产力对于国家粮食安全和农村收入平等仍然至关重要(Sheng等，2019)。
中国在消除饥饿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仍面临多种形式的营养不良，如微量营养素缺乏和超重肥胖。城乡居民，尤其是低收入家庭，普遍存在维生素A、铁、锌和钙等微量营养素缺乏的情况(Yang等，2010)。成年居民超重肥胖超过50%,6～17岁、6岁以下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分别达到19%和10.4%。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中国微量营养素缺乏预计每年造成国内生产总值损失约25～50亿美元(0.2%～0.4%)。与此同时，多种膳食相关疾病带来高额的健康和经济成本。超重率和肥胖率正在进一步上升，高血压、糖尿病和其他心血管疾病负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近4%,如果不采取预防措施，预计到2025年这一数字将翻一番(Popkin, 2008)。中国由于膳食所导致的心血管疾病和癌症死亡率在2017年位居世界人口前20位国家中的首位。
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带来了对自然资源的巨大需求，然而中国却面临着水土资源短缺和质量恶化的现实问题。中国人均水资源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2%,近70%的耕地被划分为低肥力或中肥力(Jiao等，2018;Luan等，2020);农田土壤污染率从20世纪80年代的不足5%上升至2014年的19.4%(陈印军等，2014);不同类型的农业经营主体在绿色生产转型中的优先序不明确、主要矛盾不清晰(秀等，2021)。与此同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容易遭受气候及相关风险影响的国家之一，2008—2018年中国农业受气候灾害影响遭受的损失累计达9760亿元人民币，占全球农业累计损失总量的55%(FAO,2021b);中国未来气候变化将持续加剧，且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风险增加(Rosenzweig等，2020;Wang等，2020b),提高农民应对极端事件的适应能力非常重要(Huang等，2015)。
中国政府三农工作的重心已由 “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然而不断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为政策制定和共同富裕的实现带来挑战。尽管城乡收入比近年来有所下降，但2020年这一比例仍高达2.56(国家统计局，2021)。近十年来，沿海和内陆地区的人均GDP增速差距不断扩大，由2013年的0.3%增长至2017年的1.9%(Rozelle等，2020)。此外，区域发展不平衡还体现在城乡之间的财富分配、社会保障、公共服务、营养保障、就业机会等方面(Huang等，2021;叶璐等，2021)。中国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不平衡极大地影响了社会包容性，而社会包容性是食物系统转型的核心之一(Gaupp等，2021)。
作为食物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农产品贸易在“入世”20 年来格局剧变，已经由农业贸易顺差国转变为全球最大的逆差国，且大宗农产品全面净进口的趋势难以阻挡(杨军等，2019)。2020年我国农业贸易逆差已飙升至947.7亿美元，全国进口大豆1亿吨，玉米1130万吨。未来农产品的供需失衡现象趋向突出(黄季焜等，2019),这会进一步加剧对进口农产品的依赖(Zhao等，2021),同时农产品进出口格局的转变亦带来多方面的挑战，如国际粮食市场的价格风险、各国政策的不确定性、运输断点、进口来源国自然灾害和供应断点、农作物替代能源、地缘(陈锡文，2021a),特别是持续的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增加了国际市场与农产品贸易的不确定性。
虽然中国在1993年成立了由农业农村部主导，食物、营养、卫生、经济、贸易等领域的有关专家组成的国家食物与营养咨询委员会，但这一委员会只是一个挂靠在农业农村部下的议事咨询机构，委员会各方的职责不分明(陈志钢等，2019)。总的来看，目前食物系统相关部门的职能整合未突破原有的权责配置基础，亟待厘清农业、食物、营养、卫生、经济、贸易等相关部门的权责，建立起有效协同体系。
未来全球食物系统需要朝着更健康(Healthy)、更公平(Equitable)、更有韧性(Resilient)和更可持续(Sustainable)的方向转型(Barrett等，2020),进而实现包括人类健康和地球健康在内的多重目标(Fan等，2021)。因此，中国未来食物系统转型应实现高产高效、健康营养、环境可持续和气候适应、更具韧性、更具包容性五大多赢发展目标(Fan等，2021b)。
值得高兴的是，中国政府已将粮食安全、国民营养和可持续发展纳入国家发展议程，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反食品浪费法、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等方面作出了重要部署，这些举措为进一步促进中国食物系统转型提供了支撑。针对中国食物系统面临的挑战和未来的发展目标，还需采取以下几方面的关键策略。
食物系统涵盖从生产到消费多个环节，涉及农业农村、营养疾病、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储备流通等多个管理部门，需要突破不同部门之间的行政边界，构建国家层面的跨部门的综合管理决策机制，以协调国家和地方关于食物系统的支持政策和投资优先序，更好支撑粮食安全、国民营养、“双碳”等国家重大战略。
在农业科研投入体系方面，加大农牧渔业养殖技术和农业投入品包括农机、化肥、灌溉、加工、仓储等方面的研发投入力度，并将其放在公共部门优先支持的位置。激励私人部门积极参与农业科技创新投资，鼓励公私合作参与农业研发推广活动，营造全社会推动农业科技创新的氛围，提升农业科技创新能力，进一步提高食物系统的生产力。在要素市场化改革方面，持续推进土地等要素的市场化改革，推动土地流转市场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建设，激发土地经营权在不同主体之间进行交易；加强非农就业、创业等支持政策，引导小规模农户有序退出农业经营活动，有效促进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在农业发展支持政策方面，加快培育壮大农机合作社等社会化服务组织，强化新型服务性人才培养，切实提高社会化服务组织服务农业生产能力。加大农民专业合作社培育力度，健全合作社的规范化运行管理机制，提高其对农民的带动能力。
加强电子商务和现代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并在此基础上深化农产品市场改革，稳定粮食价格。加强农产品供应链的基础设施建设，降低与仓储、运输、营销和消费有关的成本。加强互联网、信息化等新技术在农产品质量和营养安全监测中的应用，构建营养和绿色的农产品信息智能化的监测预警机制。扩大和加强农业保险体系，建立病虫害和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体系，以减轻自然和市场风险，提高农产品供应链的应急管理能力。
加强在气候智能型农业技术和可持续农业等方面的投资，提高食物系统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通过增加对土地、水等资源保护的投资力度、加强农业环境法规建设与执法力度，促进自然资源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特别是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提高土地资源的生产力，实现食物可持续生产。同时改革现有农业补贴政策，鼓励农民采用绿色生产技术，支持引导农业可持续发展。
改革农业补贴和科研支持政策，支持建立营养导向型农业生产体系，以实现产量增加、营养提升、环境可持续发展等多重目标。将健康可持续膳食模式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加强对健康和可持续膳食的宣传推广，引导居民健康膳食，增加全谷物、杂粮、水果和豆类的消费，减少对精制谷物和红肉的过量消费；减少食物损失和浪费，提倡适度饮食，通过居民膳食结构转型促进“食物—营养—环境”的耦合。
结合乡村振兴战略的需求，摸清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的薄弱环节和薄弱地区，形成各级基本公共服务清单，并提出精准化的财政支持政策。加快卫生厕所、污水处理设施、供水设施等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补缺提档建设。加大以教育、医疗为重点的基本公共服务支持力度，推进农村、欠发达地区学校标准化和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完善教师、医技人员等基层人才支持政策，逐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
积极参与全球农业和食物贸易治理，维护农产品贸易环境稳定。多样化农产品进口来源国，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产品贸易，降低农产品贸易风险。加强与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的合作交流，利用科学研究推动中国和全球食物系统转型。通过南南合作、技术转移等加大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分享中国在食物系统转型中的经验，促进其他国家食物系统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