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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总强调：“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以重大发展战略牵引带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和深远意义。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表明了当前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核心要紧紧围绕全面推进实施乡村振兴这一重大战略。
同志在《矛盾论》中讲：“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法则”，“明确了主要矛盾，就明确了中心任务。抓住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抓住主要矛盾，并不是意味着放过其他次要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是可以相互转化的”。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中的各项重点工作，凸显出了当前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着的十大矛盾。这里面有五个主要矛盾，有五个次要矛盾。正确理解这十大矛盾的关系，就能理解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根本要求和总体路径。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核心体现为以西方为代表发达国家的由盛转衰，和以中国为代表新兴市场的崛起。这是过去一百多年中世界从未经历过的重大历史转变。随之而来的，必将是全方位的挑战，和不断承压的生存发展空间。然而中国要富强，民族要复兴，就必须勇敢地面对和迎接这项挑战。
一方面，农业发展是中国发展的经济基础。习总强调“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守好‘三农’基本盘”。发展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只有农业发展迈过一定门槛后，才能实现要素市场的自由流动和配置，才能通过改革开放实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试想如果连饭都吃不饱，哪里能保证丰富的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等要素投入二三产业。这既是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重要体现，也是中国在过去四十年来经济增长奇迹中总结出的重要经验。中国在未来航程中要经受巨风大浪，农业发展基础必须要更稳更强。
另一方面，农业安全是中国发展的生存基础。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坚决守牢确保粮食安全底线，抓紧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全文共十二次提到“安全”。民以食为天，农业安全是中国发展的生存底线。只有在生存底线之上，才能谈及更高层次的竞争。世界上许多国家，在尚未开启农业现代化进程之前，甚至尚未筑牢粮食安全底线之前，就草率地轻信采取西方宣扬的简单粗暴自由开放理论，过早地开启工业化和金融化进程，导致市场体系、产业体系、人才体系、制度体系残缺，经济发展在昙花一现后深陷泥潭，甚至丢失了农业这一生存底线的控制权，在上受制于人，难返昔日光彩。在未来发展中，中国必须牢牢地守住农业发展基础和底线，为中国持续稳健发展提供巨大的坚强支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建设成就。随着各项事业不断发展，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经济建设也进入了高质量发展阶段。然而，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后，过去的动能已经不能适应未来进一步发展的要求，农业亦是如此。过去四十年间，我国农业发展主要是解决了产量、品种和产业环节体系等从无到有的问题，相对空间大，可复制可模仿经验多，发展粗放快速。未来三十年，我国农业发展要解决优产、优质和价值链竞争力等从有到强的问题，相对空间小，可复制可模仿经验少，发展需精准稳健。
20世纪80年代，通过开展水利建设和开展育种攻关，我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农业生产中的洪涝灾害和产量稳定性的外部问题，并通过制度创新激发了广大农户的生产积极性，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结束了主要农产品长期短缺的时代。到20世纪90年代，得益于我国农化工业的突破性发展，我国粮食安全进一步强化，农业产业结构逐渐多元化，科技进步贡献占比不断升高，农产品出口崭露头角，推动我国农业快速发展。新世纪前十年，随着我国加入WTO，农业机械化率大幅提高，我国粮食产量开启了稳增进程，农产品进出口倒挂，农产品加工率不断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快速上升。以后，我国农业发展也类似宏观经济增长，进入了转方式、调结构的调整时期。在不断的摸索中，如何抓住农业现代化发展新方向、扩大农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有了更具体的答案。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正是根据我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求，紧紧围绕“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和“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需要，针对当前我国农业发展的短板，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工程，既是短期拉动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措施，也是中长期推动我国农业设施化、园区化、融合化、绿色化、数字化发展的重要手段。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教授克鲁格曼曾因为发现国际贸易扩大了市场空间而名震江湖，任何的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不管是需求引领供给，还是供给创造需求，最终都是以需求空间的扩大为基础前提的，这也是全球化能够有效推动经济增长的原因之一。进入新世纪以来，美欧发达国家主导下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不断失效，世界进入地缘冲突频发期，加上全球产业结构、贸易投资结构、资源能源结构、金融体系结构等长期失衡，全球科技进步放缓，导致世界经济陷入慢性长期停滞。2007-2009次贷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磕磕绊绊，欧洲经济积重难返，国内冲突和社会撕裂加剧，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交织，产业保护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兴起。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全球产业结构进入本地中心化和加速重构调整时期，经济全球化发展出现退潮。
过去几十年间，全球化加速发展，市场空间不断扩大，这给予以中国为代表的后发国家通过市场增量空间实现农业快速增长提供了可能。当前，全球产业本地中心化加速，全球产业竞争不断加剧，加上中国崛起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先发国家前后围堵，中国农业的科技创新面临技术封锁，中国农业的外部空间面临压缩挑战。与此同时，随着国内生产成本的不断提高，过去以成本优势占据价值链中间环节的生存空间，面对东南亚等后发国家的紧追，不断承压。打铁还需自身硬。进口供应链受制于人，技术创新滞后于人，出口贸易受堵于人，中国农业要破局，亟需利用全球产业重构机遇，抢占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塑造强大农业产业体系骨架，扩大中国农业发展市场空间。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建设供给保障强、科技装备强、经营体系强、产业韧性强、竞争能力强的农业强国”，正是进一步巩固国内农业市场份额和扩大海外市场份额的重要基础，是应对全球农业产业竞争不断加剧的有效路径，和抢占第三轮农业全球化发展高地的重大战略。
中国农业尚未赶上欧美已有发展水平，但新一轮也是第三轮农业全球化已经悄然涨潮，威胁中国农业已有生存空间。尽管宏观上看，经济全球化出现退潮趋势，但微观上看，第三轮农业全球化虽未如火如荼地展开，但已经暗流涌动缓缓涨潮，尤其是以全球农业信息、生物、能源技术为代表。
20世纪50至80年代，全球农业发展经历了第一次大洗牌。以欧美跨国公司为主导，对全球农业耕地和重要自然资源进行了分割，形成了主导如今全球农业供应链结构的基础，也随之把发达国家农业的先进生产力带到了全球最重要的种植生产区域，这是农业的第一次全球化发展，是农业供应链的全球化。
20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开头十年，全球农业发展经历了第二次大洗牌。仍然以欧美跨国公司为主导，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不断跟进，对全球农业加工贸易产业链进行了分割，形成了主导如今全球农产品产业链结构的基础，也随之使得全球农业产业链不断融合，关联度更加紧密，这是农业的第二次全球化发展，是农业产业链的全球化。
2010年以来，全球农业正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能源技术推动下，经历第三次大洗牌。技术不仅正颠覆性地重新定义农业产业，对未来全球粮食和农产品供应结构同样会带来颠覆性冲击，也将重新区分全球各国农业竞争力。跨国农业巨头不断合并，高科技农业企业不断涌现，对全球农业价值链进行了分割，形成了当前各有所优、各展所长的价值链竞争格局，这是农业的新一轮（第三轮）全球化发展，也是农业价值链的全球化。
由于近代以来的历史原因限制，中国没赶上前两轮农业全球化发展，在全球农业竞争中吃了大亏，新一轮农业全球化发展不能再错过。当前我国农业虽然总体上与发达国家均处于新一轮全球化的领跑梯队，但尚未赶上欧美已有发展水平，占据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位置也不多，相对于发达国家属于领跑梯队中的落后者，亟需加快产业技术。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推动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全面实施生物育种重大项目，加快先进农机研发推广，加紧研发大型智能农机装备，深入实施数字乡村发展行动，推动数字化应用场景研发推广，加快农业农村大数据应用，推进智慧农业发展”等，正是提升我国农业产业技术水平、实现追赶超，抢抓新一轮农业全球化发展战略机遇的重要举措。
城乡发展不协调对我国实现共同富裕带来了巨大制约。城乡二元化发展是导致城市和农村发展不协调的主要原因，它过去为我国经济稳定发展与在有限资源约束下集中力量开展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但随着长时间的弊端积累，其已经成为了进一步实现城乡共同富裕的关键短板，也成为了制约我国长期宏观经济增长水平的结构性约束。
长期以来，城市获得支持多，农村获得支持少。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供需时空错配严重、人多地少、小散农业和规模农业并存等国情，农业收益低，无法依靠自身良性循环支撑农村建设，也无法带动各种要素向农村集聚。农业生产率提升相对于二三产业更为缓慢，加剧了要素向城镇二三产业流向的倾斜，进一步限制了农业经营收益的提高。随着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农村人口向城镇大规模迁移，农村空心化和劳动力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由于乡村产业发展尚不成熟，农村消费市场尚不成规模，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上涨速度远低于城镇。而向城镇大规模迁移的农村人口，更多为低教育学历、低劳动技能人口，在城镇从事工作往往位于产业链低附加值环节，占据低回报产业结构，致使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扩大。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和“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培育壮大县域富民产业”，通过提振就业、提升经营效益、扩大财产权益等不断“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通过一系列积极手段让农业、农民、农村融入和享受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巨大红利，进一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缩小一二三产业生产率提升差距，更好地从产业结构均衡角度促进宏观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更大程度地实现共同富裕。
上述五个矛盾是当前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矛盾一回答了中国能不能生存，矛盾二回答了中国能不能发展，矛盾三回答了中国农业能不能发展，矛盾四回答了中国农业能不能领先，矛盾五回答了中国农业、农民、农村能不能富强。同时，当前中国农业发展还面临着五个次要矛盾。
中国人多地少，水土资源紧缺，过去经历了几十年的探索，才解决了华夏大地几千年来都未能解决的温饱问题。资源紧缺且分布零散，导致中国农业生产成本居高不下，相较于世界主要粮棉油糖产区缺乏成本优势，农产品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粮食安全和产业安全长期面临巨大压力。尽管在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战略引导下，我国粮食生产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连续增产，但仍然无法满足城乡消费升级所带来的多样性需求快速增长。
农产品消费一般会经历糖类、油脂和蛋白消费三个升级门槛，每一次升级都需要有更大的原材料消耗。据一般估计，人类生存所需能量由蛋白提供需要消耗四倍于由糖类提供的粮食。而且，消费升级往往伴随着消费多样性需求的扩大，这对本就有限的资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外，由于农产品供给调整慢，消费弹性小，供需两端信息交互周期长，供需错配的问题越来越普遍，农民卖难和消费者买难同时存在。与此同时，受到全球农业产业结构和农产品加工技术不断转型升级的影响，我国原有农产品供给中已经出现了一部分落后产能，然而新增消费需求又无法满足，供给能力不足与多样性消费需求扩大的矛盾更加突出。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发展现代设施农业，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统筹做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调控”，加快育秧育苗集中集约化发展，完善农产品产地冷藏、冷链物流设施建设，推进规模化养殖场、池塘升级，大力探索创新利用戈壁、沙漠发展设施农业，构建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结合、植物动物微生物并举的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等等，正是从微观具体层面不断深化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效举措，旨在全方位角度提升我国农产品有效供给能力，更好地满足我国农产品消费快速升级需求。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农业基础设施上下了大功夫，为改革开放后粮食生产能力和农产品产能的巨大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新世纪以来，我国在道路升级、水利建设、农田改造和生态涵养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农业基础设施体系更加完备。但与此同时，经济发展导致目光短视、与粮争地等现象时有发生，农田耕地肥力下降、土壤板结衰退、灌排设施老化等问题不断涌现，现代化集约化育苗基地少，产地冷链仓储物流设施不足，农产品加工流通基地不充分、不均衡，导致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处处受限。加快补齐农业现代化设施短板，构建更完善的农业现代化设施体系，是我国农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和进一步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基础、必要前提。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发展现代设施农业”，“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强耕地保护和用途管控，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农业防灾减灾能力建设”，“持续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重点补齐土壤改良、农田灌排设施、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等关键短板，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加强田间地头渠系与灌区骨干工程连接等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优化完善农业气象观测设施站网布局，支持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中小微企业等发展农产品产地初加工，在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主产区统筹布局建设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布局建设一批城郊大仓基地，支持建设产地冷链集配中心等，不断扩大完善我国农业现代化设施体系。
以后，党中央提出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道路。我国农业资源高度紧缺，人均耕地面积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7%，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5%，全国耕地贫瘠化、酸化盐渍化等原因退化面积占耕地总面积40%以上，2020年农业农村部发布全国耕地质量平均等级仅为4.76（1等最高，10等最低），全国天然草原退化面积达到90%，随着城镇化发展带动建设用地需求增长，农村空心化、老龄化发展导致农业用地撂荒或低水平种植，我国有效利用耕地资源更加紧缺。同时我国年均使用农药化肥是国际平均水平的两倍，而综合利用效率仅为国际水平的一半。这都对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巨大挑战。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继续高度关注农业绿色发展，实施“加强耕地保护和用途管控，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等重大工程，明确提出要探索建立耕地种植用途管控机制，加大撂荒耕地利用力度，加强黑土地保护和坡耕地综合治理，强化干旱半干旱耕地、红黄壤耕地产能提升技术攻关，做好盐碱地等耕地后备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加快农业投入品减量增效技术推广应用，健全耕地休耕轮作制度，加强农用地土壤镉等重金属污染源头防治，出台生态保护补偿条例等等，尤其是还具体点明“严厉打击盗挖黑土、电捕蚯蚓等破坏土壤行为”等问题，层次分明、纲目并举，为通过绿色转型提升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指明了具体方向。
以来，我国稳健推进价格政策改革、农业补贴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探索，这四项改革是决定我国农业农村资源市场化和机制市场化的根本。十年间风云变幻，立足二十大新起点，我国农业农村发展面临新形势新要求，亟需深化四项农业制度改革。
一方面，实施何种价格支持政策和农业补贴政策，与经济发展阶段、农业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十年前，受到WTO规则限制和我国不平衡的农业开放冲击影响，国内生产成本不断提高，国内支持政策已经触及天花板，我国粮棉油糖等大宗农产品市场空间在国外产品冲击下仍然不断收缩，为了有效提振价格政策对保供固安全的支撑作用，同时满足WTO的规则，以目标价格政策试点为切入，开启了价格政策改革进程，降低价格支持政策长期成本，提升价格支持政策影响效应。与此同时，由于过去长期实施的直接补贴政策对于提振生产积极性的效应已越来越小，开启了探索以保险等现代市场化方式替代过去直补的行为，走市场化道路，提升补贴对农业生产的刺激效率。十年来，国内国际农业市场形势发生了诸多变化，维持价格支持政策更加重要，补贴政策市场化亟需更加成熟。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继续提高小麦最低收购价，合理确定稻谷最低收购价，稳定稻谷补贴，完善棉花目标价格政策，逐步扩大稻谷小麦玉米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实施范围，完善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实施好大豆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试点，完善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探索与作业量挂钩的补贴办法”等，进一步深化价格支持政策改革与农业补贴改革。
另一方面，土地制度与户籍制度是决定农业农村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因素，对于解放生产力有着总闸门的影响力。十年前，为更好地适应农村人口流转水平和城镇化发展水平，更好地适应农村土地规模经营和农业技术发展进步，进一步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开启了土地制度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的探索。经过十年间的努力，这两项改革均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农村土地资源进一步被盘活，农村劳动力要素进一步被激活。但各种短板问题依然存在，宅基地如何实现三权分置仍有争论，尤其是在城镇人口返乡购买小产权房现象趋于普遍，却得不到合法产权登记的问题，集体经营建设用地能否入市的问题，“增减挂钩”和“合村并镇”等同时存在市场主导自然发生与利益集团强行推动的问题，导致部分专家学者对此两项改革有些质疑。事实上，党中央曾多次强调全面深化改革不能成为少数利益群体对社会资源资本的又一次利益瓜分，恰恰相反，两项基本制度改革正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农业农村集体利益和农民利益的重要举措。在面向共同富裕的目标指引下，两项改革紧跟国民经济发展新形势，不断深化制度细节设计与完善执行监管流程。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扎实搞好确权，稳步推进赋权，有序实现活权，让农民更多分享改革红利；研究制定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指导意见；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加快房地一体宅基地确权登记颁证，探索宅基地“三权分置”有效实现形式；深化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探索建立兼顾国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利益的土地增值收益有效调节机制；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合法土地权益，鼓励依法自愿有偿转让；巩固提升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果，健全农村集体资产监管体系；保障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合法权益；深入推进农村综合改革试点示范”等，对如何解决过去两项改革进程中暴露的一系列问题给予了重要回答，也为进一步深化两项基本制度改革指明了方向。
农业发展离不开土地，离不开资本投入，离不开技术进步，但最终决定生产力水平的是人。农村空心化和劳动力老龄化已是必然趋势，与此同时，中国农业还面临着劳动力代际转换的重大挑战。到2030年，70后将进入60岁，80后将进入50岁，90后将进入40岁，而出生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几代人，大多数都是在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对于传统农业生产经营并不熟悉，但作为未来时代的必然中坚力量，一定会承接起中国农业继续向前发展的重任，农业生产经营专业化也已成为必然趋势。有的学者提出，农村人口分布结构决定了中国农业将长期处于传统小散农业为主的格局，这是一种误解。农村人口结构与农业人口结构完全是两回事。截至2022年6月，我国家庭农场达到390万家，农民合作社超过220万家，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达到95万多个，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加快成熟。尽管与国外相比，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生产经营专业化和产业化水平仍然较低，但为应对我国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和代际转换问题打开了新局面。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深入开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升行动”和“加强乡村人才队伍建设”，支持家庭农场组建农民合作社、合作社根据发展需要办企业，大力发展代耕代种、代管代收、全程托管等社会化服务，鼓励区域性综合服务平台建设，实施乡村振兴人才支持计划，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大力发展面向乡村振兴的职业教育，深化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完善城市专业技术人才定期服务乡村激励机制，引导城市专业技术人员入乡兼职兼薪和离岗创业，继续实施教师“优师计划”、“特岗计划”、“国培计划”、“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乡村振兴巾帼行动、青年人才开发行动等，为推动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现代化培育指明了详细操作路径。
在上述五个次要矛盾中，矛盾六回答了中国农业生产能力强不强，矛盾七回答了中国农业加工流通等设施能力强不强，矛盾八回答了中国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能力强不强，矛盾九回答了中国农业制度能力强不强，矛盾十回答了中国新农人强不强。
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常常相互转化，例如过去矛盾九中的基本制度改革问题是农业农村发展的主要矛盾，但经过长期改革实践，取得了重大积极成就，已经转变为次要矛盾。而矛盾五中的城乡发展不协调问题，过去是有利有弊、利大于弊，但经过长期积累，也转变为了弊大于利的主要矛盾。厘清当前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的十大矛盾，正确理解十大矛盾的有机关系，就能认识当前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的时代挑战和机遇，掌握中国农业发展的脉搏与趋势。
福来，“农业农村部品牌专家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品牌农业课题组组长单位”“河北农业品牌顾问单位”“云南省绿色食品牌顾问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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